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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统局的前身特务处最初成立的时候，其活动重点在长江流域东南各省，对西北陕甘各省还没有怎么注意。但自从共产党、毛主席统率红军北上抗日,于一九三五年十月到达陕北之后,形势为之一变。这个消息震惊了全世界，蒋介石心慌意乱，食不下咽,寝不安枕。他还心不死,赶忙飞调还在湖北境内“清剿”红军的东北军十几万人不分昼夜开往西北，并在西安设立了“西北剿匪总司令部”,亲任总司令,派东北军首脑张学良任副总司令,坐镇西安，代行总司令职权,指挥东北军以及原驻陕西、甘肃境内的杨虎城部西北军四五万人，还有蒋介石的御林军胡宗南等尾追红军的部队又不下十万人，几方面合拢来，足有三十多万人，妄以为趁着红军刚到陕北,喘息未定，脚跟没有站稳，立下毒手，发动“围剿”,在穷山恶水的陕北苦地方,这一回定可消灭红军、杀尽共产党了。在这个杀气腾腾的紧要关头上，军统局为了配合蒋介石“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剿共、灭共政策，于一九三五年十月“西北剿总”成立之同时,立即在西安设立了军统局西北区,以统一指挥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四个省区的特务活动。对四省原有的特务组织,以西安为中心,陕西、甘肃两省为主要环节,针对着陕甘宁边区,以十倍的人力物力，加强特务布置，以所谓“看不见的力量”，一面搜集红军军事情报，供应“剿总”作“进剿”决策的参考,并对“进”部队的军官进行监督检举,鞭策着彻底执行“见人就杀”,“见屋就烧”、“见东西就抢”的三光反动政策。同时,在后方各地侦捕共产党地下工作人员、进步人士、青年学生,并对广大人民群众暴力镇压,以特务恐怖手段来维护蒋管区的秩序治安。
军统局西北区初建时,在“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办公厅之下设立第三科，作为掩护,进行工作，科长职务由西北区长兼任。这样，军统局西北区既可以与“剿总”紧密配合,利用“剿总”和第三科的公开名义和职权,横行无忌，又可以保证特务组织和特务人员身份的秘密。军统局规定:特务组织和特务人员必须绝对秘密，不准出头露面。因为组织一经公开，身份被人发觉，那么目标显露，进行活动必然受到严重影响，有百害而无一利。军统局对特务人员严格要求的第一条是“秘密”,第二条还是“秘密”,悬为严禁。军统局历来在各地方的特务组织以及特务人员的确实身份，一般不为外人所知，就是军统下级特务人员也不完全明了军统局的组织和特务人员彼此之间的正式身份，原因在此。
我于一九三五年十月，在西安负责创建军统局西北区,担任该区区长兼“西北剿总”第三科科长,其后又两次担任西北区长,前后达三年之久。关于军统局自一九三五年冬到一九三九年间在西北的重大阴谋破坏,凡我亲身经历和我所知道的,有必要如实记录下来,借以揭露军统特务在西北方面祸害之深。
二、军统局在西北的主要特务布置
军统局从一九三二年起，就在陕甘两省开始了特务活动。起初派遣个别的特务通讯员，然后发展到有组织的活动,陆续建立了特务小组。一九三四年在西安成立了陕西站，派陕西华阴人马志超担任站长，其活动范围为陕西全省。陕西站从这个时候起,在绥德、洛川、汉中、安康、潼关等地次第重点布置了特务小组。同时在兰州也设立了甘肃省站,派共产党叛徒史铭担任站长,以策划甘肃境内的特务活动。一九三五年十月,军统局西北区在西安成立后，就其组织规模的庞大，活动范围的广阔,都是军统局在任何地方所没有的。在此以前,军统局在西北只分设了各不相属的两个省站，把重点摆在西安、兰州两个地方,全部特务组织只有十来个组，配属的无线电台更少。而一九三五年后,在西北区统一指挥下,则以十倍的速度和规模,陆续成立了五个省站一级的组织,其中包括西安站、兰州站、榆林站、晋南站、太原站。单就陕甘两省围绕陕甘宁边区而建立起来的固定的特务组织，就经常保持在二十个单位以上。此外,青海省会西宁组,宁夏境内的银川、陕坝、磴口、吴忠堡等组，以及关中、陕南各地固定的特务组织,晋南长治、高平、晋城、陵川等地专对太行山区域八路军侦防破坏而建立起来的组织，又不下二十个单位。无线电设备方面,军统局从一九三五年起在西安设立了无线电支台,派李秀夫为支台长。为了加速传递情报，指挥特务活动，配属各地特务组织陆续建立起来的无线电分台,经常保持在二十座到三十座。至于其他不限于编制、非固定性质的种种布置,如对陕甘宁边区的特务派遣和企图建立潜伏组织,以及由军统局直接指挥的所谓“策反破坏”的特侦站(该站设在汉中,站长程慕颐,副站长黄逸公，主要成员朱德崇等，均为共产党叛徒)，都不在内，我这里也略而未述。
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时期，军统局在西北最高的指挥机关西北区和它的主要特务组织都垮台了。一九三七年蒋介石设立了军委会西安行营，军统局也随之恢复了西北区的建制，并在西安行营办公厅之下设立第四科以为掩护。
一九三八年冬西安行营撤销，成立天水行营,程潜为天水行营主任，于是军统局西北区又在天水行营秘书处设立第三科做掩护。一九四一年后,军统局为了进一步加强在西北地区的布置,把原在西安的最高特务机关西北区改为晋陕区,指挥陕西,山西两省的特务活动。同时在兰州另行设立西北区，就近指挥甘肃、青海、宁夏三省的特务活动，与晋陕区紧密衔接，以钳形包围形式,仍然全力对付陕甘宁边区。一九四四年日寇渡河南犯，军统局在河南和整个华北地区的特务组织完全搞垮了。军统局本着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一贯方针,把晋陕区改组为北方区,名义上指挥整个华北的活动,实际对于华北地区的特务组织垮了就垮了，根本不作筹划恢复的打算。所以,一九四四年以后的军统局北方区,其唯一的矛头就是配合胡宗南的几十万大军对陕甘宁边区一步紧一步地继续进行阴谋破坏。而为了适应胡宗南军事方面的要求，及时供应关于陕甘宁边区和进步方面的情报,自从天水行营撤销之后,军统局晋陕区、北方区先后均以胡宗南的第八战区副长官部和第一战区长官部调查室名义作掩护,该室主任一职,由晋陕区或北方区区长兼任。从一九三五年到一九四〇年，历任军统局西北区区长的有张毅夫(即张严佛)、江雄风、王天木、赵世瑞、李果谌、李人士等人，而以张毅夫在西安为最久。其后军统局晋陕区、北方区的负责人则有王鸿骏、胡国振、文强、徐远举等人。迄一九四五年日寇投降后，军统局地区一级的组织撤销了,仍旧恢复了在一个省区范围内,以省站为最高指挥机关，同时所有特务组织和特务人员一律隐入地下,绝对秘密,不再以公开机关和任何名义作掩护了。这是军统特务根据长时期的实际活动经验,权衡利弊得失,经过郑重考虑所采取的准备长期隐蔽、作恶到底的一个关键措施。任何地方都如此，西北各省也不例外。
军统局西北区区本部设两个股。第一股指挥各地组织搜集共产党、进步人士情报，及时转报军统局和西安行营蒋鼎文、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胡宗南、西安特种会报等有关方面,以供对边区的军事防则和后方镇压破坏决策的参考。第二股主办特务组织的布置、特务人员的派遣，同时策划指挥侦捕、刑讯与暗杀。西北区初成立时，所有侦捕、暗杀任务，交给西安警察局侦缉队长许忠五执行。侦缉队是一个藏垢纳污的大杂烩，特务、流氓、地痞、恶霸、骗子、小偷,什么人都有,不容易确保秘密。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军统局西北区指示西安站长马志超派人监视杨虎城的秘书共产党员宋绮云,马志超叫侦缉队长许忠五派去监视的人藏头露尾,被宋绮云发觉了。侦缉队分队长流氓特务白冠五还自鸣得意把监视宋绮云的消息向外面泄露了。从此,马志超在西安成为众矢之的,大为杨虎城及其左右所不满。一九三七年军统局西北区恢复之后，我吸取了这个教训,凡是监视共产党、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以及杨虎城旧部等等重要任务，不再交侦缉队去执行,另设立一个专搞行动捕杀的秘密组织-特务队，派西安站长兼西安警察第一分局长李翰廷担任队长。迄一九三八年，李翰廷因为兼职太多，辞去西安站长职务，在警察第一分局长职务的掩护下,专负侦捕、暗杀的责任。同时,特务队这个名字刺耳朵,引人注意,为了遮掩秘密,我与西北区股长丁敏之、李翰廷计议把特务队改名为直属组，仍由李翰廷担任组长，并加派共产党叛徒、军统局有名的刽子手张春记任副组长，该组共有组员十几个人。直属组设在西安莲湖公园附近，附设一个秘密禁闭室。直属组专搞逮捕、看守和暗杀，不做情报。直属组所在地不挂招牌,除置属组组员之外,包括组员的家属和任何其他特务人员一律不准到直属组去，完全与外界隔离，电话只许打出来，不准外边的人打电话进去。九三八年,八路军派驻西安负责人宣侠父从被监视到被暗杀,就是李翰廷指挥直属组一手干的。
一九三七年十月,中共中央毛主席为了团结抗日,争取与国民党合作，在西安后宰门七贤庄号设立了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派云甫为处长，并派高一级负责入宣侠父常驻西安,与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以及各方面联络。军统局西北区长张毅夫知道了这件事,立即转报军统局,得到指示:“关于八路军办事处宣侠父,伍云甫在西安的活动,应严行监视。”
辱正为了有效地执行监视任务，张毅夫在西安新城行营办公厅第四科(即西北区)召集西北区情报股长徐一觉,行动股长于敏之、直属组长李翰廷等研究监视办法，认为八路军办事处前面为一片辽阔的广场，派人监视太费事，不容易隐蔽身份，而办事处后门为另一条马路,更难做到严密监视。经张毅夫、李翰廷到后宰门围绕八路军办事处实地考察，又经过仔细考虑，最后想到一个办法，借百加强警察岗哨，保护居民，在后经门户场正对着八路军办事处的前门,相隔约两百公尺的地方，由警察第一分局加设个派出所，在办事处的前后门,加派两个固定的岗哨,实际就是对八路军办事处的固定监视哨。后宰门二带正是李翰廷负责的第一警察分局管辖地区。当时西安警察局长杭毅不是军统分子，但警察局主要成员督察长舒翔,侦缉队长许忠五、分局长李翰廷以及司法科长都是军统特务，杭毅也处处靠拢军统局,看着军统局的颜色符事,实际上,该局完全为军统局西北区所控制运用。在后宰门加设警察派出所原则确定后，李翰廷在行政手续上立即得到杭毅批准，于是派出就正式设立了。然后,我与李翰廷决定派军统特务、警察第一分巡官充当派出所长,其任务是对八路军办事处固定监现，不作流侦察。监视对象为办事处长伍云甫,中共西安最高负责人宣侠父办事处所有成员和从陕北来往西安的人，以及由西安运往陕北白军用品、武器等等。此外,前往办事处的进步人士、青年学生、各人等都是监视的对象。军统局西北区对派出所规定了一种日表。关于来往办事处人员的身份、服装、进出和在办事处逗留的间,运往陕北的军用品、武器的品名、数量、时间以及其他一切象，必须按照日报表所规定的项目填具,每日交由李翰廷转报西北区。如发现有突出的现象，立即用电话报告。
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起，派出所陆续报告西北区的情况主要内容有:赵寿山驻西安办事处长杨晓初、杜斌丞常到办事处去。有一次日报表注明,杜斌丞坐黄包车来到办事处门口，进入办事处小时后才出来，伍云甫,宣侠父两人送到大门外，在杜斌丞上了车之后才进去。一九三八年秋,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到西安，住在办事处，杜斌丞三天内到办事处去了两次。西安青年学生和一些不明身份的人，经常进入办事处。一九三八年春,军统局西北区长张毅夫接到派出所长电话称:从办事处里面抬出步枪十几捆，大木箱十几口，很沉重，象是子弹和无线电材料，正在门口装上汽车准备开往陕北。张毅夫用电话通知十六军军长兼西安警备司令董钊、宪兵团长胡毓英,要他们在西安城门口、咸阳、三原几个地方的检查哨,对八路军汽车进行检查。关于这个问题,一九三八年起 西安特种会报作出决定: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开往陕北的汽车，在办事处装车起运之前,由西安行营办公厅第四科(即西北区)负责监视,通知西安警备部队十六军会同宪兵团在西安、咸阳、三原等地执行检查。汽车上装运的武器、军用品，凡没有携带西安行营护照,或与护照所写数目不相符合，一律扣留。一九三八年内，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开赴延安边区政府的军用汽车至少有两次遭受非法检查,其所装运的军用品、武器，都被借口与护照填载数目不符而被扣留了。
军统局西北区不仅从外面监视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而且妄想在办事处里面勾引共产党叛徒,建立所谓“特务内线”,以达到搜集情报、进行阴谋破坏的可耻目的。一九三八年起西北区长张毅夫指示西安站长许先登,要他不惜任何代价,设法在八路军办事处里建立内线。到一九三九年,许先登派遣了一个特务,运用某种关系与八路军办事处人员取得了联系，并且提供了关于办事处方面的一些情报。这个所谓内线,一九三九年七月,许先登还介绍他到西安玄枫桥十二号张毅夫住宅和张见了面。但由于八路军办事处组织严密，对特务警惕性高,所以许先登在西安搞了两年,费尽心机，他所建立的所谓“内线”并没有真正打入办事处里面，算不得什么“内线”,还是遭到了可耻的失败。
三、运用警察机构掩护特务活动
“运用公开机关,掩护秘密组织”,是军统特务最重要的一个环节。特务头子戴笠一开始就把警察局、侦缉队作为掩护特务活动最主要的公开掩护机关。因此，军统局前身特务处于一九三二年在南京成立之同时,就完全控制了南京警察厅和杭州警察局，作为建立特务基础,开始特务训练、掩护特务活动的根据地。从一个警 察局的局长以至司法、外事、侦缉队、警察训练所,巡官等各级机构的主官和重要爪牙,军统局都一手抓到底,尽量派遣军统特务去充当。军统局认为警察局和侦缉队是一竹窝诵到底，深入下层、统治人民最牢靠的公开特务组织,与军统历史相始终,军统局历来对其他公开机关有时可以放弃,而对于警察机关则不肯轻易放弃，任何地方都如此。如前所述，军统局于一九三四年在西安建立了陕西省站，派马志超任站长。马志超一到西安，就是以西安警察局长的身份出现的。他穿着警察局长的外衣,以全副精神和力量,运用各方面人事社会关系，吸收特务细胞，指挥布置全省范围的特务活动，西安警察局完全成为配合军统局陕西站而服务的。为了安全与秘密，马志超在西安负责军统局陕西站好几年的时间里，陕西站站本部和配属该站的神经系统一无线电台，一直设在西安警察总局里面。与此同时，军统局兰州站长史铭也兼任了兰州警察局长,以为展布特务活动的依托。从一九三四年起，西安、兰州以及陕甘两省较重要的城市宝鸡、汉中、平凉、天水等地的警察局,都一直为军统局所控制。一九三五年,军统局在西安成立了西北区。在“秘密组织领导公开机关”这个原则下，西北区实际就是军统局在西北方面的最高指挥机关,所有西安、兰州各地警察局，都在西北区统一指挥下,配合特务秘密组织，充分发挥了“公开机关掩护秘密组织，秘密组织配合公开机关”相互为用的重大作用。
马志超是军统特务最早的头目之一,黄埔军校一期毕业，一九三二年在蒋介石嫡系部队八十师任团长，曾参加江西、福建“围剿”红军,因与师长陈明仁争权夺利、闹意见，一九三四年转而投靠军统局。戴笠不过是军校六期被开除的学生,一般所谓“黄埔老大哥”最初都不肯为他所用,马志超居然俯首贴耳地自动投靠。此时，正当军统局急于要把特务魔爪加强延伸到西北去,马志超又是老陕，人地相宜，因此立即被派到西安去。从一九三四年到一九三六年他担任军统局陕西站长兼西安警察局长,凭借着陕西乡土关系,加上军校一期“黄马褂”的招牌,招摇撞骗，广收滥用，凡与之臭味相投的黄埔失业军人、流氓地痞、恶霸、无赖之徒，都由他介绍拉拢，加入了军统组织。因之军统局早期在西北方面的特务，多半是马志超所发展的。
西安警察局从一九三四年到一九四九年解放前夕，一直是军统特务在西安的基层倚托,制造罪恶的渊薮和镇压共产党,广大人民群众的大本营。单就马志超在西安警察局长时期所犯下的两个血腥案子就足以充分说明这一点。
第一,一九三五年十二月，我初到西安和马志超谋划，把张学良、杨虎城两方面的特务力量统驭起来，对共产党来一个下马威，在短期内给共产党地下组织以严重打击,以加强西安市的控制。因此，我向“西北剿总”建议设立西安军警督察处，得到了同意，指派“剿总”中将参议谢珂负责筹办,并派谢珂为军警督察处处长,马志超为副处长,我以军统局西北区长身份担任督察长,负督察处的实际责任。一九三六年一月底我离开了西安，督察长一职由我的后任西北区长江雄风接替。马志超当时担任军统局西安站长，实际上他是军统局西北区和军警督察处的耳目。根据马志超的情报，一九三六年二月，在谢珂、江雄风指挥下，中共在西安的地下组织遭受了一次严重破坏，共产党地下工作人员被捕的有二十几人。第二，一九三六年十一月蒋介石进驻西北,住在离西安五十华里的华清池,调兵遣将，从新布置进攻陕甘宁边区，已经内定撤换张学良,派他的嫡系蒋鼎文接替“西北剿总”代总司令的职务。军 统局为了蒋介石的安全,严令西北区加强对共产党、进步势力、青年学生和广大人民的镇压,而且把这个所谓“维护领袖安全”的重担子，直接打电报交给西安警察局长马志超负责。马志超一面派遣特务李翰廷等组织了一个便衣警卫组，驻在华清池担任蒋介石的警卫,同时在西安市和通往临潼县华清池道路上,加强了岗警与便衣特务的巡逻,采取了进一步盘查、侦防、镇压等等非常措施。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九日在西安事变前夕，西安学生三千多人在革命公园广场集会，群情激昂，一致反对内战，主张国共合作、团结抗日,继之散发传单标语，在西安市游行示威，并准备到华清池去向蒋介石请愿。马志超只知道保护蒋介石和镇压学生爱国运动，不顾一切,会同宪兵第一团团长杨镇亚指挥警察、宪兵、特务对游行请愿学生实行武力镇压,勒令学生解散队伍、停止游行，把学生队伍冲散，并把西安通往华清池的中山门城门紧闭，派警察、宪兵实弹上刺刀守住城门口，阻止学生队伍到华清池向蒋介石请愿。同时，在西安市大街小巷布满了武装实弹的宪兵、警察，面对着游行队伍，如临大敌,学生不服制止,起而反抗,与特务、宪兵发生冲突。马志超、杨镇亚兽性勃发,下令军警开枪当场打伤学生。马志超电告南京军统局报功,立即得到了戴笠回电嘉奖。
由于他作贼心虚,而且非常狡黠，西安事变刚一发生，他立即化装为黄包车夫，在夜色混乱中逃出了西安。一九三七年军统特务卷土重来，又到了西安。原来在西安警察局的特务舒翔、李翰廷、许忠五等,仍旧盘踞这个血腥机关。李翰廷还以西安警察第一分局长职务作幌子，掩护他担任军统局西安站长和以后西北区的直属组长。舒翔、许忠五仍然充当西安警察局督察长和侦缉队长。但军统局顾虑马志超回到西安去,会引起西安人民各方面的反感,于军统局和马志超本人都不利。因此,西安警察局长一职,在军统幕后操纵下,让非军统分子杭毅,孙谋过渡了两三年。不知道内幕的,以为军统局放弃了西安警察局,其实这是军统特务运用公开机关和外围人物,在某种情况下不得已而为之的狡猾手段。接着,从一九四〇年起,西安警察局长一职,又由军统特务刘汉东、舒翔、李翰廷、萧绍文等一个接着一个地控制下去，迄于一九四九年解放前夕。同样，军统局对于兰州警察局也没有放松过。因为马志超不见容于西安人民,从一九三七年起,军统局改派他充当兰州警察局长,其中心任务仍然是为军统局兰州站打掩护,同时负责筹办军统局兰州特务训练班。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我到兰州视察工作,和甘肃省府主席贺耀组见了面。贺对我说:“谢觉哉是一个老共产党，和我同为湖南宁乡人，向来认得，因此延安方面派他常到兰州来，口头上说和我联络，团结抗日，做统战工作,实际上是在拉拢我。我看他不怀好意，已经报告了委员长(指蒋介石)。”贺耀组向我说这些话，意在表白他不会和共产党勾结,同时希望我派特务把谢先生赶走。因此，我指示马志超和军统局兰州站长霍立人派特务监视谢先生，逼迫他离开了兰州。其次，一九三七年苏联派到我国的志愿空军人员,都住在兰州励志社。马志超和励志社的管事勾结，收买励志社的茶房，对苏联空军人员暗加监视。他一面派遣特务在兰州市和飞机场,对苏联空军人员跟踪侦察,其目的在于侦防苏联志愿军和中共地下工作人员联络，并防止以军用品、武器接济陕甘宁边区政府;另一方面则防止苏联志愿军和进步青年、广大人民接近。马志超还无中生有地制造谣言说:“苏联接济我国的飞机，都是苏联所不要的破旧东西。因此我国从迪化接运回来,飞到半途，飞机头就和 机身脱节掉下来，机毁人死。所以我空军人员都不愿驾驶苏联的飞机。我听了马志超的话,认为是反共、反苏的绝好材料，在兰州以及回到西安之后,逢人便告，大肆宣传。
军统局在西北方面，不止抓住西安、兰州中心城市的警察局，还进一步控制了指挥全省警察机关的陕西省民政厅警务科。一九三七年更通过陕西民政厅警务科长张梅谷(军统特务)，以警务科为掩护，成立警政组，派张梅谷充当组长,受军统局西北区指挥，运用警务科的职权，指挥全省各县市警察局和巡官以搜集各方面动态情报，并在全省范围内加强特务管制。这样,层层节节的运用公开机关,配合秘密特务组织，采取坚决的反共,反人民的措施,在西北是比较突出的。
四、宣侠父将军被杀真相
一九三七年十月,宣侠父将军一到西安,就成为军统局西北区的重要对象,经常派特务跟踪监视,把他的言行动态随时转报军统局和蒋鼎文。当时我以西北区区长身份兼行营第四科科长，跟行营一起在西安新城内办公。蒋鼎文的办公室，就是有名的西安新城大楼。十一月初某天，我到新城大楼去见蒋鼎文，刚进房门，就瞥见一个壮实高大、脸带紫糖色的人，坐在沙发上面与蒋鼎文谈话。我只好退出来，在外面候着，时间不久，那人出来了，我再进去，蒋鼎文对我说:“刚才那个人就是宣侠父,诸暨人,和我同县,黄埔第一期的。我在他们那一期当过队长,所以他和我有师生关系。他是个老共产党,八路军派他到西安来和我们接头的。他经常找我交涉，要求补给八路军的武器、军用品、现款，要这要那,纠缠不清。
我们对八路军什么都不能给，但在买卖上又不能说不给，实在难对付。我非常讨厌他,头都被他闹昏了。这个人狡猾得很,共产党派他到西安来不简单,你们要特别注意他。”
经蒋鼎文这么一说，我对宣侠父更加注意了，因此，指示西安警察第一分局长李翰廷在八路军办事处门口加设了一个警察派出所作为固定监视哨，这个监视哨最初的主要目标就是宣侠父。我告诉李翰廷和那个派出所长，叫他们对该派出所每个警察切实交代,必须把宣侠父的身材面貌确确实实认清楚,对他的一举一动都得严加注意，决不放过，也不可认错了人。我严格规定:派出所对宣侠父将军和八路军办事处任何人，只是以穿警察衣服的公开身份,在指定的范围内,作固定的监视，不化装、不离开派出所岗位，不作流动侦察和跟踪;对宣侠父和任何人的监视,必须绝对秘密，不得向任何人泄漏,否则以泄漏秘密论罪。固定监视宣侠父的主要要求是:确实掌握宣将军在办事处的居住和行动,如有迁移或离开西安的迹象,必须立即报告。后宰门派出所的警察,不和其他特务人员作正面联系,并不准其他便衣特务或化装的特务到派出所去。另外,我指示李翰廷直属组比较精干的组员两人到三人,专对宣侠父轮番跟踪,流动侦察,以监视宣将军的行动。首先的要求是确保身份秘密，勿使对方发觉,如果发现有被对方系觉的迹象，立即放弃监视,并撤销派他监视宣侠父的任务。其次,才是要求从跟踪监视中掌握对象的动态,常到哪些地方去，常和哪些人来往，偶然去的地方和有时接触来往的又有哪些人，他有什么特殊动作或嗜好，等等。
我还与李翰廷研究，对宣侠父的监视,不必死盯硬跟,能够从侧面运用可靠的关系以掌握宣侠父的行动，那就更好。因为宣将军是诸暨人，又是黄埔一期毕业的，我还从这些方面找关系注意他。首先，我与蒋鼎文密切联系,把有关宣将军的动态情报，随时向他会报。蒋鼎文左右诸暨人如蒋鼎文的秘书俞铨，西安行营总务处长朱品之，机要科长寿家骏等,我都指使他们利用诸暨同乡关系注意宣将军。西安警察局长杭毅当过黄埔第一期队长，也是宣将军的老师，十六军军长兼西安警备司令董钊与宣将军为黄埔第一期同学，我也动员他们和宣将军接近，进行伺察。此外，我还指使杨虎城旧部三十八军参谋长陈子坚注意宣将军与杜斌丞、孙蔚如、赵寿山和西安各方面的接触，并随时告诉我。这样，我用尽了心计，动员了军统局西北区能够使用得上的力量以对付宣将军,比较确实地掌握了他的行动。我把这揽子阴谋暗算伎俩，都告诉了蒋鼎文,得到了他的赞许,我也自以为得意,并报告了军统局。
从一九三七年冬天起,军统局根据西北区情报，向蒋介石会报的主要内容有:(1)宣侠父在西安与杨虎城旧部杜斌丞、赵寿山，以及赵寿山派驻西安办事处长老共产党杨晓初等,来往勾结，教唆杜斌丞、赵寿山等反中央、反蒋;(2)宣侠父与西安各方面左倾人物广泛接触，打着抗日救亡的招牌，煽动西安学生、流亡青年到延安去,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宣侠父所在地成了左倾人物、青年学生聚散的中心，因此引起西安各学校学生思想混乱，学生不安心求学，学风败坏;(3)宣侠父在西安以黄埔同学关系与机关、部队军官拉关系，散播共产主义思想毒素，影响所及,势将引起军官思想动摇，部队叛变;(4)宣侠父在西安“公开指摘中央,诽谤委员长”限制言论、出版自由,镇压抗日救亡运动,歧视共产党、不补充八路军武器军用品,散布不利于中央和破坏抗战的言论;(5)宣侠父在西安指挥共产党地下组织进行阴谋破坏活动等等。这些情报内容空洞,没有具体事实根据，但引起了蒋介石对宣将军的仇视，种下了杀机。
一九三八年五月,戴笠调我到武昌军统局担任代理主任秘书。我离开西安前夕去见蒋鼎文,蒋对我说:“宣侠父在西安,满口为了抗日,百般要挟,和我争吵,毫不客气。他说我们不接济八路军,要想借敌人之手消灭八路军。他到处煽动，散播流言，攻击我们歧视八路军,破坏抗战,简直是和我们捣乱,不把他除掉,西安非出乱子不可。”蒋鼎文还对我说:“可惜你非走不可,宣侠父的事,你要好好的交代下去。”我说:“我离开西安后，第四科(即西北区)交中校科员徐一觉负责。”随后，我介绍徐一觉见了蒋鼎文，并叮嘱徐一觉关于宣侠父的事随时和蒋鼎文联系。五月中旬,我到武昌军统局,把我在西安监视宣将军的情形向戴笠作了详细汇报，并经戴笠转报蒋介石。
六月底或七月初，我在武昌平悦路军统局接到徐一觉的电报称:“奉行营蒋主任转奉委员长来电饬将宣侠父秘密制裁，业已遵命执行”等语。我把来电交戴笠看了，他说:“宣侠父的事,委员长昨天已经告诉我了,蒋鼎文最近又有电报来,委员长指示执行的。”我离开西安时，军统局派共产党叛徒李果谌接任西北区长。李延期未去,戴笠认为他延误行期、违抗命令,撤销任命,降级派到军统局临澧特务训练班当教官。由于没有适当的人,九月初,仍派我赴西安复任军统局西北区长，同时徐一觉也调离了西安。
我到西安后,西北区行动股长丁敏之、直属组长李翰廷因徐一觉对杀害宣侠父案的奖金分配不公平，要求我报告军统局追究。我认为事情过去了,顾虑调查追究可能泄漏宣案秘密,劝他们不要追问。同时，我向丁敏之询问了杀害宣将军的经过。他说:“蒋鼎文接到蒋介石指示杀害宣侠父的密电后,把徐一觉叫去,当面派徐一觉负责执行,亲笔下了一个手令交给徐一觉。手令是这样写的，派第四科科长徐一觉将宣侠父秘密制裁具报,蒋鼎文(签名)。’徐一觉回到四科办公室找我与李翰廷研究执行办法。为了确保秘密，我们决定于深夜在城内执行。李翰廷说，西安城内东南角城墙边下马陵(又叫虾蟆陵)一带荒地，有一口五六丈深的枯井,附近没有老百姓住宅,暗杀后,就可以把尸体投下枯井复土掩埋。执行暗杀决定用绳索套颈，不用枪打,并准备用棉花塞住口腔,防止他叫喊。李翰廷领着徐一觉和我三个人坐汽车到下马陵附近察看了一下，那口枯井很深，早就没有水了，下马陵一带白天都没有人，是西安城内最偏僻的地方。因为宣侠父的行动无法掌握，经徐一觉要求蒋鼎文伪称有事找宣侠父面谈,于某夜十一时后,蒋鼎文在后宰门公馆(距离八路军办事处约两里)打电话把宣侠父骗了去，谈到深夜一时左右,正是和徐一觉预先约定的时间,才让宣侠父回去。这个时候，徐一觉、李翰廷已经率领直属组员李良俊等，坐西北区自备小汽车(司机张志兴)，在蒋鼎文公馆到八路军办事处的中途某处马路旁边等候，一方面另派两个人从蒋鼎文公馆紧跟着宣侠父，控制他的行动。俟到了预定地点，徐一觉等突起将宣侠父架上汽车，用棉花堵住他的口,李翰廷、徐一觉同时下手抓住宣侠父的咽喉,套上绳索,两边拉紧,立时毙命。当宣侠父被架上汽车时，还怒骂了一声:“你们绑人呢。他尽力挣扎,想说第二句话,但已经来不及了。随后汽车开往下马陵枯井旁边，我早就带了几个人在那里放哨警戒，等候他们,汽车一到，李翰廷等把宣侠父的尸体从汽车上抬下来。徐一觉在宣侠父衣袋内搜出一块金质怀表和一条黄金表链，被他吞没了，没有往上报。尸体投下枯井后，匆匆忙忙地倒下四五筐土了事,我们回到第四科天快亮了。第二天上午,徐一觉当面报告了蒋鼎文，并由蒋鼎文发下奖金两千元。徐一觉自己独得一千元，剩下的分配给参加执行的十几个人，大家都“不满意”等语。参加执行的,除徐一觉、丁敏之、李翰廷和直属组员李良俊(徐一觉妻李心莹的胞弟，湖南醴陵东乡白兔潭人)、军统局西北区汽车司机张志兴外,其余的人我不记得,也不完全知道。
九月间,蒋鼎文忽然找我去，说:“宣侠父的事发作了，八路军办事处屡次向行营追问,要我负责把宣侠父交出来,同时延安共产党已经正式向委员长提出抗议，要求非把宣侠父交出来不可。宣侠父的尸体究竟埋在什么地方,如果让共产党找到了,我负不起责任，你赶紧搬动一下吧。”我说:“宣侠父的尸体丢在城内下马陵附近一个枯井里面,我也觉得不稳当,准备起出来，埋到城外去。”他又说:“搬到城外去比较好,你就去办罢。'我回到第四科办公室,把李翰廷、丁敏之找来,指示他们到城外去找一个离开道路较远的荒地,于夜间挖好坑,把宣侠父的尸体搬去掩埋。当时军统局西北区已经由西安新城搬到城东南隅玄枫桥仁寿里四号,离城墙近，就城墙根挖了防空洞,开了两个口通向城外,加设了两道门,平时上锁,遇到日寇飞机轰炸，可从防空洞里面疏散到城外去。宣侠父户体迁移后，丁敏之领我到城墙上，指着西安城外东南角上离城一里地的新土堆向我说:“宣侠父尸体就埋在那里，从防空洞搬出去的。”
十月间，蒋鼎文又向我说:“延安共产党已经向委员长指出来，宣侠父早就在西安被暗杀了，追问不已，非叫负责答复不可，委员长只好承认:宣侠父是我的学生，他背叛了我，是我下命令杀掉的这就是宣侠父将军在西安被军统特务杀害的经过。
五、西安“特种会报”怎样搞起来的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设立军委会西安行营代替过去的“西北剿总”，以顾祝同为行营主任。抗战后顾调南京，以蒋鼎文接替。蒋鼎文一到西安，就遍找行营第二厅厅长谷正鼎，副厅长顾希平，行营政治部主任任觉五，行营办公厅第四科科长、军统局西安负责人张毅夫，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书记长、中统局西安负责人郭紫竣，以及中统局另一负责人陕西省民政厅长彭昭贤等，向他汇报关于陕甘宁边区和共产党、进步势力各方面在西北的情况。不言而喻,这一伙都是反共急先锋，他们在西安唯一的任务就是反共。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的设立和青年学生潮水般的涌向延安，更使他们着了慌。十月间，谷正鼎在西安新城大楼行营汇报时说:“谷正纲由重庆来信告诉我，有好些朋友的子女都溜到延安去了,你们在西安干什么的，为什么不采取有效办法来制止。”谷正鼎说:“我们自己的儿女都不保了,都要跟着共产党跑了,我们就坐视不问吗?”十一月初某天,谷正鼎、顾希平、任觉五、张毅夫四人在行营第二厅谷正鼎办公室集会，一致认为必须采取有效办法，镇压共产党，制止学生到延安去。于是四人一起立即去见蒋鼎文，建议由蒋鼎文召集西安党政军特务各方面负责人举行一次座谈会，研究防止共产党活动的办法。
蒋鼎文接受了建议，在西安金家巷ABC大楼他的公馆召集西安党政军特务宪警各机关负责人举行座谈会。到会的有西安行营第二厅厅长谷正鼎、副厅长顾希平，行营政治部主任任觉五，行营办公厅第四科科长、军统局西北区长张毅夫,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书记长、中统局西安负责人郭紫竣，陕西省府民政厅长、中统局西安另一负责人彭昭贤，陕西省教育厅长周伯敏，保安处长张坤生，军管区司令部处长张德容，宪兵第一团团长胡毓英,西安警察局长杭毅,十六军军长兼西安警备司令董钊等二十余人。蒋鼎文宣布，“座谈会的目的是交换关于防止共产党在后方捣乱的办法,以及与防共有关的问题，请大家发表意见。”他又说:“共产党在西安设立了八路军办事处，打着抗战的招牌，宣传共产主义，与混在西安的左倾人物打成一片,对青年学生公开煽动,近来青年学生到延安去的越来越多,引起学生不安心求学。共产党以及各党派出版的'反动刊物’，西安市也常有发现，而且近半年来各地方跑到西安来的人，份子复杂,良莠不齐，都使得西安社会秩序混乱，人心浮动，我们如果不采取有效办法,注意管制,很可能出乱子。我们要抓住一个总的根源,就是要防止共产党,左倾人物在后方破坏捣乱。这是在座诸位的共同责任,希望大家尽量提出意见,想出有效的办法。”
接着，谷正鼎站起来说:“现在是抗战时期，大家都跟着喊抗日,其实我们真正的敌人,并不是日本人而是共产党。共产党有赤色帝国主义者俄国做后台老板，比日本人还要可怕。俗话说家贼难防，共产党就是我们的家贼、腹心之患。我们不能消灭共产党，就要被共产党所消灭。我们与日本人还可以讲和,现在虽然抗战，终久还有和解的一天。我们与共产党那就完全不同了，我们与共产党势不两立，没有什么价钱可讲的。委员长'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今天还适用。共产党的大本营近在延安,对西安是一个大威胁，防共就是我们唯一的责任。如果让共产党势力在西安膨胀起来，整个西北以至大后方受到共产党的威胁，我们一切都完蛋了。我们对不起国家，对不起委员长,我们自己也就死无葬身之地。我们过去在防共问题上,都是各干各的,互相牵制，闹磨擦,我们的力 量，不是分散了，就是对消了。而共产党与我们刚刚相反，它是以整个力量来对付我们的,我们这样下去,前途不堪设想。我提议在西安行营蒋主任领导下,采取会报形式,把我们党政军各方面力量统一起来以对付共产党,在今天已经是刻不容缓。不仅在西安，我还建议蒋主任转请中央，在中央方面也采取这样的方式统一各方面的行动和步骤，并领导全国各省市都采取这样的办法来对付共产党。这样,比我们现在有组织而不能运用组织，有力量而不能合理的有效的使用,一定要好得多。”
听了谷正鼎的话，大家都表示赞成，并且继续发表了一些意见。最后，蒋鼎文根据大家的意见,决定组织西安特种会报，以统一的行动镇压共产党和进步势力，同时建议国民党中央也采取这样的办法。经大家推举并由蒋鼎文指定:关于西安特种会报的办法以及向国民党中央的建议,均交行营第二厅谷正鼎负责起草;同时决定,出席座谈会的人,即为特种会报的成员。
记得蒋鼎文在ABC大楼召集座谈会是星期三，就在这个星期天,出席座谈会的人都到西安崇廉路二号谷正鼎家中,把谷正鼎提出来的草案,提供一些补充修正意见,作出初步决定。关于西安特种会报主要内容是:上述西安各机关负责人均为特种会报成员(截至一九三九年，宪兵团长胡毓英换了余翼群和夏之时，西安警察局长杭毅换了孙谋，其余没有变更。付九二九年九月我离开西安后，军统局西安负责人由李人士,王鸿骏等继续参与特种会报活动);会报由谷正鼎负责召集，每逢星期日上午在他家举行,不拘形式,自由座谈;关于共产党、进步党派、青年学生各方面动态，参加会报的人均有责任搜集情报，于每周集会时，用书面或口头会报, 但由军统局和中统局西安负责人负搜集情报的主要责任:参加会报的人，必须本人出席,不得派人代表，每逢星期天准时到会，不另通知:会报记录和决议交行营第二厅谷正鼎负责处理,汇报蒋鼎文最后决定，交有关单位执行。关于西安特种会报组织以及建议国民党中央也组织特种会报等项决议，均经谷正鼎汇报蒋鼎文决定后，以西安行营名义转报了中央。西安特种会报,经谷正鼎转报蒋鼎文之后,即于一叴三七年十一月正式成立。不久，国民党中央也由何应钦负责在其参谋总长办公室内组织了联席会报秘书处，简称联秘处。其后蒋管区各省市县特种会报，在国民党中央联秘处统一领导下，均陆续普遍成立起来，而始作俑者则为西安特种会报。
西安特种会报从一九三八年起作出决定，各地到延安去的青年学生，一律堵截扣留送交胡宗南负责的西安战干第四团管训。一九三九年冬,西安劳动营(即集中营)成立，其后由胡宗南接管，派谷正鼎负实际责任,一九四〇年到一九四五年劳动营总队长为余翼群。劳动营是专门关押从西北、华北各地送去的共产党、进步青年，强迫管训劳役的机关，所有被扣留的青年学生，即改交劳动营收押。西安特种会报关于堵截青年学生的决议，在延安、咸阳、三原通往延安的交通线上，交董钊十六军和宪兵第一团检查哨执行。在渭南、大荔以及陕甘宁边境陇东庆阳、环县一带，交胡宗南驻防陕甘宁边区的部队执行。军统局西北区长张毅夫，一九三八年起指示三原组长任鸿猷、宝鸡组长李樾村，以及渭南、大荔、洛川、陇东环县、庆阳各地围绕陕甘宁边区的特务组织，对前往延安的青年学生，应协同当地驻军和宪兵执行侦捕，以此作为经常的主要任务。一九四二年冬，我由重庆到洛阳去，路过西安，与西安劳动营主任谷正鼎见了面。他说,劳动营管训劳役的共产党、左倾青年先后有一个人,绝大部分是到延安去的学生,被西北各地驻军和宪兵在中途扣留送去的。谷正鼎邀我到西安西门外飞机场附近集中营参观了一次。一进门就觉得阴森可怖，门口站了两层武装岗警,持枪上刺刀,并摆着机关枪。集中营四周布满了铁丝网，每隔约五十公尺，就有一个武装岗哨。我边走边看地参观了所谓学生(其实是囚犯)的寝室,就是在阴暗潮湿的地下铺上一层谷草，每个铺位只有薄薄的一条粗劣的军毯和一条棉被。我看到的十来个人都是脸黄肌瘦,形同乞丐。西安气候严寒，室内没有生火，用报纸糊的窗子都被风刮破了，门板也是破的，每人穿一套极薄的棉衣，冻得直打哆嗦。谷正鼎在劳动营办了一个被服厂，与胡宗南的部队勾结做军服，每天劳动八小时以上,晚上还经常加工。被服厂由谷正鼎的老婆皮以书负责经营,从来没有公布过帐目，从被迫害的青年学生身上剥削得来的无数金钱，都被谷正鼎夫妇私吞了。
如前所述,一九三八年起,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运往延安的军用品、武器，经常被西安、咸阳、三原驻军和宪兵非法扣留;同时,从延安到西安来的人，也遭受非法的人身搜查。一九三八年，西安《秦风日报》报道八路军在前线抗击日寇的某些情况，主张言论、出版和行动自由,扩大抗日宣传、组织工作，发动后方人民支援全面抗日。该报还登载了某些有关抗日救亡的文艺作品。谷正鼎、张毅夫等认为《秦风日报》言论左倾，鼓吹“反动”,提交西安特种会报作出决定予以查封，经蒋鼎文批准后，交西安行营第二厅通知《秦风、日报》勒令停刊。此外，在西安市查禁进步书报刊物，以及查封销行此项刊物的书店等等，都是西安特种会报所决定执行的。一九四三年我和蒋鼎文在洛阳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时期,谷正鼎山西安前来访问。在闲谈中,蒋鼎文追怀往事,自鸣得意地说:“我们在西安的时候,由于大家一条心,才没有让共产党抬起头来。今天全国各地都有了特种会报，总算是我们早就见到了。”说罢狂笑不止。
六、企图打入陕甘宁边区的阴谋活动
军统局历来总是妄想打入共产党内部来进行恶毒的破坏，虽然费尽了心机,终不得逞,但每年一度的工作计划,总有这么一条,并且列为首要项目，并不因累遭失败而死心。在西北企图打入陕甘宁边区的阴谋破坏,更是如此。一九三七年五月,蒋介石派军委会中将高参涂思宗率领一个访问团赴延安，军统局乘机派遣共产党叛徒、军事科长杨蔚，诡称访问团团员，随同涂思宗混入延安进行情报活动。一九三七年我到西安后，也千方百计图谋派遣特务打入边区,建立潜伏组织。
一九三八年三月,我抓住了一个机会,曾派出一个特务去到延安,但也是失败而回。原来，陕西省电政管理局长顾德明，凭借着本家顾孟余作靠山,竭力向蒋鼎文巴结。我是军统西安负责人，又和蒋鼎文臭味相投,顾德明希望我替他在蒋鼎文跟前说些好话,对我特别要好。反动派打牌喝酒,是互相拉拢的媒介,我的家眷不在西安,顾德明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必有电话来邀我们几个为蒋鼎文所信赖的所谓“红人”,如谷正鼎、彭昭贤、张毅夫等等,到他家去打牌喝酒。他夫妻两口都是北京人,能唱几句京戏,他的老婆又自称会相面，这些对我们都是投其所好，乐于到他家作乐。因此，我与顾德明就更加接近,无话不谈了。顾德明曾经向我表示,如有用他的地方,他一定效劳。听了他的话,触动了我的心事。我说:“我想派一个人作为你局里的人,到延安去当电报局长,你看怎么样?” 他说:“那好极了。延安是共产党的天下，地方又苦，都不愿意去，正没有电报局长，你替我介绍一个人去,行!”我说:“我介绍的人，要你保守秘密,除了你自己,可不能让别人知道是我介绍的,只说是你自己找来的,或者别人介绍的。”他说:“你这一套，我早就懂得,天大的事,都在我身上,你放心吧,就这么办。”
于是，我兴高彩烈地回到新城第四科，找人事股长丁敏之，告诉他这么一个好消息。我和丁敏之经过一番考虑之后,决定派军统局西北区无线电支台长汪克毅作为陕西电政管理局派遣的电报局长到延安去,并且立即把汪克毅找来,把我的意思告诉了他。他本来不太愿意，经我婉言鼓励，他无法推托，勉强答应了。因为不能够携带无线电机器去,以后只能用有线电通报,由电政管理局长顾德明转，我叫他与译电员杨宝璋约定了通电的密码暗号。我规定他的任务:首先把到延安后耳闻目见的情况随时报告;其次，进一步设法调人到延安电报局充当报务员、职员，以掩护特务活动，并相机在边区其他方面吸收特务细胞。随后，我领着汪克毅去与顾德明见面，并要求顾德明以后替我收转汪克毅的电报。这样，军统特务汪克毅就以延安电报局长的伪装混入了延安。我满以为在陕甘宁边区建立特务组织已经得到初步成功，并转报军统局。
想不到汪克毅一去两三个月，杳无音讯，我非常着急,乃转问顾德明。他说:“在行政方面,汪克毅有电报来,但没有提到别的。”我顾虑汪克毅在延安的处境,不敢去电催,只好耐心等着。五月底，汪克毅突然从延安回来了,他说:“一到延安，就感到难受，仿佛四面八方的眼睛都刺着我,连电报局里面的人对我也不放松,他们好像是用无言的心声在詈骂我:你是特务，不准你乱动!我仔细地观察，我在电报局里也被他们包围了，而他们都是共产党的人，我简直气都喘不过来。我故作镇静,而内心恐慌。再说,机子上有周定的值班，我所要发的电报发不出去，实际上我也没有什么电报可发的。我觉得我的身份被发觉了，呆在延安，动都动不得，越想越不对,因此我只好借口回来了。”
就这样，我的妄想完全化为乌有，满脑子不痛快，转而迁怒于汪克毅,认为他没有尽到力,从此对他不满意。但我对边区方面的妄想，并不因此而灰心。一九三九年七月,我又抓住了另一个机会，天水行营政治部主任谷正鼎决定派一个考察团到延安去，我要求派一个特务冒称政治部科员,作为考察团团员,混进延安去进行特务活动，谷正鼎自然答应了。
此时，军统局直属通讯员郭子明(山西人,共产党叛徒)在西安待命,我本不认识他,是另外一个山西人军统特务梁怡亭向我介绍的。我听说郭子明是共产党叛徒,思想上就有了底,我找他面谈后，认为他适合条件,决定派他去,介绍他和谷正鼎见了面。行前，我对郭子明说:“你到延安去的任务,不是预先可以规定的,希望一般人所不注意的地方，你要特别注意，并且要避免反为共产党所注意。”郭子明随同政治部考察团混入延安进行特务活动，来回半个多月，他回到西安把搜集的材料作了两三万字的报告，内容我记不得了，经转报军统局得到指示传令嘉奖，立即调郭子明到重庆去升任军统局第二处中共科科长。
我在西安三年之中，从来没有放松过这么一个要想:无论如何必须在陕甘宁边区范围内，建立潜伏特务组织。我觉得从正面派特务打进边区的可能性极少,汪克毅失败回来后,我又想到可以利用行商小贩做工具，试图打入边区的办法,就是失败了,牺牲的是行商小贩，于特务损失不大。我拿定了这个主意,就和丁敏之、季翰廷商量了好几次。我对李翰廷说:“你老婆是西安人，社会关系多，你在西安警察局搞了这多年，认识的商人也不少，希望你在商人身上想出个办法来。”我和李翰廷决定的原则是，在商人或行商当中,找向来与延安或者边区其他县镇市集的商店、行商有来往关系的，收买他们进行特务活动。第一步要求他们设法混进边区去,把他们所见所闻的情况，回到西安来口头报告。同时，希望原来就在边区的商人，能够于三个月、半年以至一年之内来西安一次,把他们的所见所闻作口头报告。他们来回的费用,完全由西北区负责,还给以一定的报酬。第二步就是在可能条件下,派遣特务冒称商人混进边区去固定潜伏，或化装行商不定期来往。李翰廷找到和他向来有勾结的奸商试搞了几次，都因为根本无法进到边区去，而边区的商人更是坚定地跟着共产党走，不肯上特务的圈套，累试都失败了。
以上是我在西安时期企图打入边区的例子，这一类的阴谋活动当然还有,但在共产党和边区人民严密的防范之下,都遭到了可耻的失败。
七、军统局在西北与胡宗南、蒋鼎文的勾结
在蒋介石的培植下,戴笠的爬起来以及军统特务组织的发展，都与胡宗南的扶植和戴胡两人互相勾结、狼狈为奸分不开的。戴笠、军统局与胡宗南之间的整个历史渊源，这里不作详述，单就西北方面的某些情况举例述之。
一九三五年胡宗南“追剿”北上红军，窜入陕甘两省。一九三七年抗战军兴，胡一度离开，但一九三八年他又回军西北。从此， 胡宗南茶毒西北十多年，军统局在西北的特务组织一直与之配合勾搭。谁都知道,军统局是蒋介石直接掌握的,也算是他的禁脔。戴笠则自封为军统局的家长,除了蒋介石,谁都齿冷胆寒，不敢过问军统局的事。戴笠对谁也瞧不起，但对胡宗南却是个例外。戴笠每逢遇到难以解决的问题，就请教于胡宗南。如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西安事变时期,胡宗南驻军天水,戴笠准备到西安去营救蒋介石,事前他曾经打电就商于胡宗南,得到同意后他才决定了西安之行。军统特务都把保守秘密看成第二生命，不敢违犯;关于逮捕、暗杀事件,因为都与蒋介石在政治上的阴谋暗害息息相关,那就更不必说了。但军统局所谓保守秘密,对于胡宗南,却也是个例外。如一九四〇年五月，军统局在成都逮捕了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中共川西军事委员车耀先，和认为与罗、车有连带关系的进步人士郭秉毅等两人，由戴笠亲自从成都把他们四人解到重庆秘密监禁。在军统局这是何等机密的事，但罗、车等四人解到重庆后，郭秉毅两人就立即转送到西安胡宗南负责的军校第七分校去当教官，也不顾虑什么秘密了。军统特务惯叫戴笠为戴先生或称戴老板,同样也惯叫胡宗南为胡先生而不名,或简直称之为胡老板。一九四六年我在重庆军统局结束办事处主任时期，有这样一个笑话。我要汽车队长张秉午拨给我一辆坐车，张秉午说:“有一辆车子胡先生坐过的，比较好，拨给你用好了。”我说:“胡宗南坐过的吗?”张秉牛说:“不是那个胡先生,是胡蝶。”总之,军统特务一谈到胡先生，必然以为就是胡宗南，可见胡宗南和军统关系之深，与其他任何方面是截然不同的。
一九三五年十月我由南京到西安去,临行,戴笠对我说:“胡宗南先生在西北，重要情报可抄一份给他,也可以随时找他帮忙。”十二月，我在西安西京招待所看到了胡宗南，由马志超介绍见面的。
我初次和他见面，就把设立军统局西北区对陕甘宁边区布置特务组织，配合“西北剿总”反共防共,以及监视杨虎城的秘书宋绮云等情况,向他作了口头汇报。我在西安几年,军统局西北区的公开掩护机关并不隶属于胡宗南，但我与他却比较接近。胡宗南曾对我夸耀说,“讲到保密,我比雨农(戴笠)要好得多。他好喝酒，高兴的时候什么都谈。我不喝酒,比他冷静。”的确，胡好像是较为冷静的。但胡对他的部下却故作神秘,非常矫饰,说起话来,天上一句，地下一句,装成莫测高深的样子。他的部下很不容易见到他,有时候在家，也故意不见,部下也就不敢去见,而我却可以随时去找他。西安东仓门一号胡宗南住的地方，每隔三五天我就要去一次，向他汇报西北各方面情况，以至和向戴笠请示一样去向他请示。并非胡宗南和谁有什么特殊，而是完全基于军统局与胡宗南集团之间互相勾结的需要，军统局历来派在西安的负责人也莫不如此。军统局西北区关于陕甘宁边区的重要情报，郭子明赴延安搜集的情报，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一切动态，在西安侦察共产党员车耀先，进步人士车向忱等的情报,以及杨虎城旧部孙蔚如、杜斌丞、赵寿山,杨晓初、孔从周等的情报，都随时向胡宗南作了汇报。就是关于胡宗南部队军官的检举,军风纪等等情报,也从来不报军统局转报蒋介石，而是就近报告胡宗南，这是军统特务组织在任何地方、对任何部队从所未有的。根据这一点，可以说,军统特务组织是在蒋介石一人之下，为了包庇胡宗南而做了胡宗南的耳目。胡宗南也有他自己的特务,早期负责人王某,江西人,其后则为刘大钧,胡宗南都叫他们和军统局西北区联系，交换情报。胡宗南有时候也把某些案件交给军统特务替他调查。在人事方面,军统局与胡宗南更是互相调用，彼此不分。一九三八年胡宗南重返西北后,军统局陆续派江雄风、梁干乔、俞墉等到胡宗南集团担任重要职务,江雄风曾任西安第七军分校总队长，梁干乔历任西安战干第四团教育长,第十战区政治部主任,以及在枸邑、耀县一带包围陕甘宁边区的民运组训总负责人。而梁干养、俞墉都在军统局担任过书记长,江雄风则担任过军统局西北区长，他们三个都是共产党叛徒,派他们到西北去配合胡宗南工作，决不是偶然的。从一九四四年起,军统局还介派了戴笠的座上客,军统第一个阴谋家赵龙文，出任甘肃省府民政厅长和胡宗南的第一战区长官部秘书长,以全面策划防共剿共。戴笠为了胡宗南的安全，一九三七年派军统局杭州特务训练班最得意的学生唐西园，担任胡宗南的警卫组长,以与军统局西北特务组织紧密联系,保护胡宗南。同时,由胡宗南部队高级军官调到军统局任职的,那就更多。其中有胡宗南部军长吉章简调任军统局交通警察总局长;军统局经理处副处长林尧民,中美合作所总务组长郭斌，兰州警察局长铭等,都是由胡宗南集团调去的。一九四一年九月,军统局一次从胡宗南集团现职军官中调去团营长以上军官二平人，派充军统局武装部队忠义救国军的支队长、大队长等职务,从而充实了在江南进犯新四军的特务武刀。一九四四年春，胡宗南部队十几万人开往新疆,宋希濂担任新疆警备总司令;军统局立即在新疆警备总部设立调查室，派佘万选充当主任。同时成立了新疆省站和新疆省警务处，派胡国振充任新疆省站站长兼警务处长,另派刘汉东为警务处副处长兼迪化警察局长。此外,还设立了新疆邮电检查所、航空检查所等等特务机关，这些都是军统特务与胡宗南集团互相勾结共同反共的实例。
其次，军统与蒋鼎文的勾结。由于西北区配属于蒋鼎文负责 的西安行营时间较久，与之共同策划的阴谋活动更多。除杀害宣侠父、倡导特种会报制度已如前述外,当时西北区借以掩护的西安行营办公厅第四科，实际就是蒋鼎文的反共参谋处。蒋鼎文在西安时期,关于共产党、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杨虎城旧部孙蔚如、杜斌丞、赵寿山等动态情报,西北区都及时用书面或口头向蒋鼎文汇报并与之商量对策。比较重要的事实有:西安事变之后,一九三七年由杨虎城旧部向来以稳健厚重见称的孙蔚如出任陕西省府主席，这是适合陕西人民愿望的,但南京方面却是迫于情势,不得已而为之的权宜之计,因此,对孙蔚如一直不放心。一九三七年我到西安后，不断向军统局报告的主要内容是:孙蔚如在西安,在陕西境内,大批起用杨虎城旧部,企图死灰复燃,所谓陕人治陕的大西北主义空气极为浓厚;省府秘书长杜斌丞和长安县长韩兆鹗思想左倾,与陕北南汉宸有勾结,并与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宣侠父来往密切,在孙蔚如掩护下酝酿反中央活动，杜斌丞、韩兆鹗并在西安“公开诽谤委员长”等语。同时,蒋鼎文原就觊觎省主席的位置,但不得机会，我看穿了他的心理,不时和他谈到这个问题,他非常高兴。一九三七年底,孙蔚如省主席职务终于被挤掉了,蒋鼎文攫取陕西省政权的目的如愿以偿,这是我和他有了进一步勾结，甚至把我当成他的亲信的一个重大关键。
一九三八年春,军统局西北区绥德组长褚大光报告称:绥德附近吴堡黄河渡口,为八路军从延安与晋西北、华北前线的主要交通线。我接到这个电报，立即向蒋鼎文建议封锁黄河渡口,破坏延安与抗日前线的交通补给。蒋鼎文采纳了这个建议，指示绥德行政专员何绍南指挥保安团队执行。一九三八年秋，我建议军统局将榆林组扩建为榆林站，派褚大光为站长、唐伯先为副站长，以监视和胁迫手段，逼使蒙古沙王,邓宝珊等接受了中央命令，加强特务控制，防止共产党、八路军北进发展。站长褚大光报告称，榆林远在塞北，比较可靠的力量，只有白海峰一个师，防守单薄。因此我又建议蒋鼎文加派何文鼎一个师开往榆林，以充实防共力量。随后，我更进一步指使褚大光挟持沙王充当了沙王的参谋长，以完全控制沙王。总之，从榆林站的建立，以至加派何文鼎充实榆林防务，遮断了共产党、八路军北进发展的通道,当时蒋鼎文认为完成了一个重大任务，军统局也对西北区去电表示满意。
八、军统局对杨虎城及其旧部的侦防和迫害
杨虎城是蒋介石集团中的杂牌，一贯被歧视,受压迫。在西北方面，军统特务所注意的对象，除了共产党，就是杨虎城。一九三五年,我到了西安,军统局西安站长兼西安警察局长马志超向我汇报时说:“西安绥靖主任杨虎城绰号杨九娃，土匪出身，不大识字，机智过人。他思想左倾，关系复杂，在政治上八面玲珑，各方面都拉,来者不拒。他身边什么人都有,刘湘、龙云、韩复集都有代表在西安和他联络。他包庇引用了大批共产党左倾人物，对他的影响很大。”我叫马志超要特别注意杨虎城及其左右的动态。我为了进一步了解杨虎城，由他的秘书周梵伯介绍我到西安新城大楼和他见过一次面。十二月，据马志超报告称:“杨虎城的秘书宋绮云,徐州人，共产党员,为杨虎城所亲信”等语,经转报军统局并指示马志超暗中监视宋绮云,从此宋绮云就成了军统特务的主要对象。一九三五年冬，当我还在西安的时候，十几万东北军开赴西北，大批的东北人涌入西安，并不为杨虎城所欢迎，所以“西北剿您成立之初，连一个比较合适的办公地方都找不到，只好在南院门一个大杂院勉强将就，作为“剿总”所在地。十二月，防守西安的东北军刘多荃一〇五师特务营士兵与西安绥署的宪兵营宪兵，因为在戏院里争坐位打起来，一〇五师特务营一个兵被打伤，更引起了两方面的不快和不安。我为了加深张学良与杨虎城之间的矛盾，以便运用矛盾,加强对张、杨的控制，指示马志超以陕西乡土关系向杨虎城及其左右烧火。我自己则向刘多荃说:“杨虎城自己搞起来的宪兵是私货，西安市的城防与治安之责，应该由一五师统一起来，指挥宪兵第一团共同维持才对。”我拿话煽动刘多荃，指望挑拨张、杨的不和。由于张学良、杨虎城认清了形势，在团结抗日,停止内战这一关键问题上取得了一致,杨虎城对东北军不满之感,自然就烟消云散了。特务的挑拨离间，终不得逞。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西安事变时期,蒋介石在西安失去自由,南京方面都指望杨虎城有非常举动，把蒋介石救出来。后来张学良把蒋介石送回南京,又盛传杨虎城反对释放蒋介石,主张把蒋介石杀掉，张学良避开了杨虎城，才把蒋介石送走的。因此蒋介石的爪牙都仇恨杨虎城。西安事变后,张学良、杨虎城先后被军统局非法禁锢，但军统局对杨虎城则非常虐待。一九三七年军委会在西安设立行营，派顾祝同为行营主任。顾祝同到西安,第一件大事就是强迫杨虎城离境出国，剥夺他在政治和军事方面一切职权。这个目的五月间实现了，杨将军和夫人谢葆真、幼子杨拯中，以所谓出国考察名义，被迫离开西安，从上海放洋。一九三八年春，杨虎城将军从欧洲回国参加抗战，事前得到蒋介石的同意。可是杨将军一行刚由香港进入广东深圳我国境内，即被戴笠指挥特务予以扣押,从此辗转监禁,暗无天日,与外界完全隔绝,受尽了凌导和虐待,由广东而湖南,而贵州，在贵州境内拘监时间最久。一九四七年被解至重庆西郊军统局白公馆监狱，迄一九四九年冬重庆解放前夕，杨将军和他的幼子(这时已由当初被关押的七岁幼童成长为十八岁成年人了)以及宋绮云夫妇等,终于被军统特务所屠杀。而杨夫人谢葆真因不堪折磨和虐待积成疯狂，军统局有意不为医治，早在一九四二年于贵州病死了。
军统局对杨虎城旧部,集中注意在杜斌丞和赵寿山两人身上，认为杜斌丞是政治方面反中央的中心人物，而赵寿山则为杨将军在军事方面的化身。自从杨将军被迫出国以至被非法禁锢的长时期内，杜斌丞、赵寿山以及和他们有连带关系的人，都为军统特务注意的对象。由于杜斌丞经常住在西安,其接触面较广,更为军统特务所仇视。杜斌丞早年在北京师范大学的前身北京高等师范学堂毕业,当过陕北师范学校校长,是西北文化教育界前驱。一九三五年起,军统特务就把他看做眼中钉，指摘他思想左倾,与南汉宸有勾结,参与了西安事变,庄张扣留蒋介石并且反对释放，他与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宣侠父来往勾结，号召杨虎城旧部和西北方面的左倾人物“反抗中央”,公开诽谤“委员长”等等情报,在军统局档案中起码有一尺高。因此，一九三七年冬天中央根据军统局情报和建议，免去了杜斌丞陕西省府秘书长职务。杜斌丞在西安有时爱和省府财政厅长续式甫、民政厅长彭昭贤等聊天、打麻将牌。我也在北京师范大学读过书,于是假装闲散,并且以师大同学关系找杜斌丞拉扯接近,老着脸皮在一起混，或者干脆在一旁看打牌，有时候甚至歪着头躺在靠椅上,闭着眼睛装睡觉,实际都是为了伺察杜斌丞的。杜斌丞在西安成了特务最大的目标，呆不下去,有一个时候离开西安跑到昆明去避风。但他一回到西安之后，又被特务盯住，一九四七年被特务横加诬陷，以所谓贩卖毒品的莫须有罪名而遭杀害。
抗战初期,赵寿山担任三十八军孙蔚如部十七师师长，经常在前线指挥对日寇作战，有时回到西安来。军统局认为他是杨虎城在西北的继承人物、实力派,对他不肯放松。军统局根据西北区情报转报蒋介石的主要内容有:“杨虎城旧部中心人物不是孙蔚如而是赵寿山。他思想左倾，跟他多年的秘书为共产党。西安事变时期，赵寿山主张扣留委员长，并坚决反对释放。西安事变后，他认为受压迫，被歧视,对杨虎城被监禁极为愤慨。他一贯反中央，对委员长公开谩骂。杨虎城旧部军官孔从周等都和他接近受他的影响。十七师经理处长杨晓初夫妇都是共产党。杨晓初常驻西安，代表赵寿山与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勾结联络”等等。这些情况,军统局西北区历任负责人张毅夫、李人士、王鸿骏等，均随时向西安行营蒋鼎文以及胡宗南等汇报。
此外，一九三八年到一九三九年我在西安还与杨虎城旧部西安绥署办公厅主任韩光琦、经理处长王维之拉拢勾结。当时韩光琦、王维之常到西安东大街夏声戏院隔壁阎雨村开设的书店后面去聚赌吃喝、抽大烟或者看戏玩乐。我和彭昭贤、周伯敏以及陕西省府建设厅长雷宝华等也常到那儿去,或者到韩光琦、王维之的住家去吃喝,上大烟炕扯谈。韩光琦、王维之的目的，自然是希图和特务拉拢以进一步投靠伪中央,追求高官厚禄,而我与彭昭贤的目的,则在于刺探杜斌丞、赵寿山等动态，同时对杨虎城旧部进一步分化、破坏。
一九三九年孙蔚如部三十八军独立第三旅长孔从周驻在晋南，对于这个值得注意的杨虎城旧部中坚人物，军统局也不肯放过，从重庆军委会政治部介派军统特务吴博夫充当孔旅的政治部主任以侦伺孔从周。吴博夫的工作就近受军统局西北区指挥。一九三九年九月吴博夫向军统局报告称:“孔从周思想左倾，与八路军有勾结,认为被中央歧视,待遇不如中央军,对士兵讲话，公开骂委员长”等语。吴博夫在独三旅进行特务活动，为孔从周发觉，被驱逐离开了独三旅。
其后,孙蔚如调任第四集团军总司令,赵寿山接替三十八军军长,与日寇对峙,于河南广武及陕豫一带作战。由于军统特务配合蒋鼎文、胡宗南等一贯侦监、压迫配资炒股配资网站，一九四七年赵寿山将军被迫离开了三十八军。胡宗南用明升暗调的卑劣手段，派他为空头总司令，所能指挥的只有一个卫士和一个勤务兵。赵将军向蒋介石要求出国不许，经孙蔚如代他请求也不许,最后起义投奔了解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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